孔子雕像背后的言傳身教

在《論語》中記錄了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，通過理解《論語》我們可以知道孔子在教學中的教育方法，孔子的教育方式不僅適用于古代，至今還非常適合應用于現代教育中，因此很多校園中都塑造了孔子雕像。

孔子在教育中非常注重言傳身教，孔子生活的時代，面對“禮壞樂崩”“陪臣執國命”的無道社會，以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”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，畢生都在探索和追求解民于“倒懸”的為政之道。看到季氏八佾舞于庭這一僭越禮制的行為時，孔子氣憤地說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當齊景公問如何治理國家時，孔子給出了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的答案。對于如此種種人心不古的現象，孔子對當時人倫道德、社會秩序等問題做了認真思考，認為社會之所以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和無序，是因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禮樂制度遭到了人為破壞，因此，他大力提倡禮樂教化，尤其要求為政者應帶頭做好自我禮樂素養的提升。

孔子非常重視為政者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表率作用，認為合格的為政者應是人格高尚的人，應是道德楷模，否則就不具備治國理政的人格素養和道德要求。子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熟敢不正？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即俗話所說的“正人先正己”。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“茍正其身矣，于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（同上）孔子重視為政者的表率作用，認為為政者帶頭做好了，百姓自然就會效仿，即所謂的“上行下效”。

孔子之所以重視身教，主要是由儒家教化思想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。儒家教化是一種道德修養教育，不同于一般的知識性教育。它的目的是導人向善、教人為善，這就決定了施教者既要做到以德教人，又要做到以德服人，做到率先垂范，發揮表率作用。施教者只有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，才有教化他人的資格，進而取得理想的效果。反之，為政者如果自身無德，不僅對他人沒有說服力，而且也會形成較大的負面影響。